在利馬，遇見另一個中國

一、

到達利馬，是在晚上八點多。我們走出機場，外面到處是人。在昏暗的天空下，熱帶氣息撲面而來。街上行走的女人穿著短裙和鮮豔的上衣，凌亂的頭髮在空氣中飄。男人們手舉著紙牌子，口中叫著：「taxi、taxi，哦，女士，你們到哪裡去，需要taxi嗎？」他們上前攔住我們的去路，臉上有一種拉你就走的渴望。我們後退幾步，立刻產生了自我保護意識。當我們搖頭拒絕時，價錢立刻由四十美元降到三十美元、二十美元。

領隊叫了優步。優步比taxi便宜太多，以致我想起蒙特利爾出租司機罷工的舊聞。一群人在搶另一群人的飯碗。以後AI也是這樣。

坐在車上看街景，大概是瞭解一個城市最快也最便捷的方式。夜色中的利馬讓我如此熟悉。寬闊的街道中間隔著鐵柵欄，車很多，蜂擁著，時不時停下來，堵車。馬路邊的建築是黃白兩色。行人三三兩兩散落著，走得不急不慌。車窗外的空氣，潮濕而悶熱。這些都讓我想起另一個城市——我的故鄉哈爾濱。這種感覺讓我驚訝，但它如此真實。沒有想到，飛行十一個小時之後到達的地方給我如此印象。

從地理上講，無論緯度還是地域，利馬與哈爾濱完全不同。利馬是一個無雨之城，翻看它的降雨量：一月份，降雨零。二月份，降雨零。三月份，降雨零。利馬的植物是怎樣生長的呢？利馬人是怎樣生活的呢？

利馬有植物，而且還不少，有些甚至是茂盛的。在我們入住旅店之後，就看到餐廳的庭院裡有植物。它們不像雨林植物那樣肥厚，大都是薄薄的葉子，上面好像有層蠟質。我忍不住去捏一捏它們，看看是真是假。花瓣也是薄而略硬。我想這是適應環境的產物。

二、

上世紀八、九○年代，中國文學曾受另一種文學的衝擊。這讓中國作家們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相較早期的俄蘇文學或是歐洲文學，這種文學直刺中國作家內心最柔軟的部分，讓他們在記憶中找到了似曾相識的成分，以至於莫言曾感嘆：「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如果他們能這樣寫，我也可以。」

這就是拉美文學，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它的代表作家是寫《百年孤寂》的馬奎斯，當然不僅僅是他，還有一批拉美作家，比如略薩、波赫士、聶魯達等等。為什麼中國作家會在這找到淵源？徐則臣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你去拉美，你就會發現它與中國是如此之像，以至於你以為它是另一個中國。」

三、

利馬就像我的家鄉，或者像中國許多城市，無論從城市的氣質還是風貌上來看。我們在廣場看到遊走的小商販，他們身上攜帶著各種旅遊紀念品，最顯眼的就是羊駝造型，那是拉美的標誌。

聽說我要去秘魯，雷妮特地發了幾張羊駝的照片給我，有白色的也有黃色的，有的羊駝在吃草，有一個呲著牙在笑。「如果你看到這傢伙，請代我說Hello。」雷妮說。

我看到的第一個，是在旅店的櫃檯上，一個盛裝的羊駝，耳環上帶著彩色絨球，像一個新嫁娘。後來我知道它也叫喇嘛，是羊駝家族的另一種生物。

在利馬，我們去了教堂。進門脫帽，看西班牙人留在利馬的精神財富，也看到黑聖母。傳說是西班牙人來到拉美後，為了讓當地人更容易接受天主教以而產生的新聖母。我們在教堂裡盤桓良久，高聳的天庭和聖像讓我們感到敬畏，而室外庭院高大的羅馬柱、和煦的陽光也讓我有另一種感覺。我突然有了身處異鄉的感覺。

廣場對面是一個網紅三明治店，據說因巨大漢堡而著名。我們沒有去打卡，因為不知道四個人是否可以消滅那個漢堡。街上到處是人，許多地方排著長隊。除了排長隊的人，台階上也坐滿了人。那些人看起來無所事事，又好像在等待什麼。問了路人，說是婦女們在領救濟。但隊伍中也有許多男人，也許是為了家中的女人來領救濟。

總統府不讓人參觀。但總統府外到處是小攤，什麼都賣。那些物件讓我眼熟：咪咪水瓶、小熊背包，都是從中國進口的，帶著明顯的中國元素和中國風。我甚至還看到了孫悟空面具和金箍棒。秘魯政府是如此親民。

但索菲興致勃勃地說，厄瓜多爾的總統府更加親民。她去年剛去了厄瓜多爾，對拉美有更多的瞭解。她說在同一棟樓裡下面是小店，商鋪上面就是總統辦公的地方。辦公人員中午休息，就到下面去買一點東西吃。水果很新鮮，鮮榨果汁加三明治只要三、四美元。

在利馬，小商販街與總統府還是有距離，這不僅是總統府兩米高的鐵柵欄和著裝整齊的保安人員，還有柵欄外與商鋪街之間的隔離帶。我們從柵欄的縫隙間穿梭自如，就好像在家鄉一樣。本來在蒙特利爾居住二十多年後，這個能力似乎已經消失了，如今在相同的環境中，我們的本能又被激發出來，我們行動得如此自然，毫不違和。

四、

在利馬，我不斷觀察身邊走過的每一個人，觀察他們行走的姿態，他們的笑容。西班牙語是拉丁語系，音調和速度與英、法語不同，更有節奏、更快，以至於更有表現力。在我來到利馬之前，西語對我是陌生的。我本來以為走世界英語已經足夠，但當我坐在計程車上，才發現不會西語是不可能真正在利馬生活的。我們聽不懂身邊人的語言，司機也多半不會講英語。好在我們的旅伴中索菲會說幾句西語，她自詡說會五十一個單詞，劉悅法語好，她跟司機說法語，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聽懂，因為法語跟西語很相似，我們就自顧自地認為他們聽懂了。

司機們什麼人都有，什麼車都有。有年輕的司機理著時髦的頭髮，耳根處還用剪刀剪出一個圖案，車上放著的也是國際化的歌曲。有一次我聽到了〈Hotel California〉。當然也有的車上放拉丁歌曲，熱情奔放又纏綿。在商場中，我們看到的是國際名牌，跟走在北京購物中心或蒙特利爾並無二致。利馬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我們身邊的利馬人，一家三口在吃肯德基、Pizza Hut。年輕的母親身著短衫，露出一截腰身。他們刻意少吃，將炸雞留給興奮的女兒。秘魯三十萬人口，利馬就有十二萬人。許多外地人來到利馬，他們來自高原、來自湖邊、來自鄉鎮，他們在街上匆匆而過的身影常讓我神思恍惚。

利馬人，或者是拉美人，身材不高，有著深棕色皮膚，寬肩高臀，濃眉大眼。他們說話時鏗鏘有力，常表現出一種隨遇而安的姿態。

雖然在利馬的時間不多，我們卻到海邊好幾次。這一片灰色的海給我一種沉靜的力量。在海邊，我們還看到一個中國園子，裡面有熊貓、獅子、龍、菩薩、八角亭等各種中國元素。園子門前有個牌匾，標題是「中國人在秘魯」。讀了才知道，早在1849年，華人就開始移居利馬。第一艘丹麥船從中國南方帶來了七十五個中國青年。到1874年，大約有十萬中國移民抵達利馬。像所有移民一樣，他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堅韌和犧牲，他們讓甘蔗和棉花興旺起來，並在秘魯的海岸和山脈之間建立了第一條鐵路。現在在秘魯，中國企業家的數量和文化影響力不斷增長，華人後裔中有相當一部分參與國家生活和公共部門工作。在這塊牌匾上有兩句話讓我感動，他們說秘魯華人社區決定在這裡，距離中國一萬七千多公里的地方建造中國公園。他們可以在此俯瞰太平洋，遠眺原鄉。

在利馬的一個汽車站，一個身材高挑、高鼻深眼的漂亮姑娘安排我們的車次。在完成常規問題之後，她問我們，是華人嗎？得到肯定答覆之後，她說了一句中文「謝謝」。她說她的奶奶是華人，她有十六分之一的華人血統。她親切的笑容讓我很高興。她可能只會說這一句中文「謝謝」，但沒有關係，她記得她的奶奶。這將是我們子孫未來的模樣。我想，這也將是人類未來的模樣。

五、

之後我們離開利馬，去了很多地方。在遊走了一周之後，我們再次回到利馬，我對這個國家已經有了不同的印象。在與庫斯科、熱水鎮、歐蘭台、馬丘比丘相比較之後，利馬無疑是這個國家最開放最繁榮的地方，也是民族文化消失得最多的地方。從高原上下來，再次站在海拔為零的地方，我們幾乎被豐富的氧分子熏倒了。

再次抵達利馬，想到明天即將離開，我居然對這個城市有了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或者是對這次旅行依依不捨。人生是依照程式前進，偶爾跳出程式是一種自由的感覺，只是這種自由總是很短暫。

我們沒有浪費最後一天，去了因卡人的博物館。博物館珍藏著印加帝國從石器時代、青銅時代、一直到現代的石器瓷器雕像和日常用品。像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的發展一樣，他們從貧窮的平等到達集中權力的推崇，在館中，我們看到富人和國王所戴的金子做的鼻環、首飾、頭飾和胸飾。看到樸實的民間藝術慢慢繁複多樣起來。

從展廳出來，坐在露天的庭院中等待回程，我看到對面擺著椅子長桌，如果這時照一張相片，不說這是利馬，我相信多數人會以為這就是中國的四合院。我這樣想著，聽到知了叫了，牠們叫得如此細碎而悠長，就像歐陽修那句詩：「百囀千聲隨意移」。空氣是如此溫暖又悶熱，環境如此熟悉又親切，讓我想起1982年暑假到江南去遊玩，也是這樣一個天氣，也是這樣一個庭院，我坐在歐陽修故居的前廳喝了一杯釅茶。知了在樹上叫，樹葉掛在半空，幾乎凝滯了。我在這潮濕悶熱的天氣中不知不覺地打了一個盹兒，醒來後卻是利馬的夏天，在拉美，地球的另一端。（寄自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