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與中台禪寺：從中國淵源建構文化同源的宗教認同

文：劉怡寧（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星雲法師和惟覺法師對傳承與復興中國佛教皆懷有高度的認同，傾向以台灣為根據地，建構具有入世特色的人間佛教與中國禪宗的信仰實踐。

從政教關係互動的面向來看，星雲法師對中國始終秉持「海峽兩岸民眾本是同根生」的立場，一直與國民黨保持相當密切的關係，初來台時由於沒有黨籍而入獄，因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黨員，在宗教與政治場域同步發展其社會影響性。在政黨職務方面，星雲法師曾擔任中國國民黨黨務顧問、中央常務委員與中央評議委員，從不諱言以宗教身分參與政治，甚至更主張宗教參與政治事務代表宗教界有力量。儘管經常被批評為政治和尚，星雲法師並不改初衷，仍經常在報章期刊發表其對台灣政治與政黨事務的看法，並積極地運用其與國民黨的友好關係，建構佛光山在台灣社會的影響性。

對星雲法師而言，宗教與政治從來不是壁壘分明，宗教反而要以積極的態度影響政治。只不過在政治事務方面，星雲法師最關心的並不是當前台灣公民社會所關心的台灣民主、公平正義等議題，反而是兩岸關係的和諧。國民黨政府二○○八年上台後，兩岸關係趨向活絡，星雲法師也在二○一五年隨同台灣代表團參加博鰲亞洲論壇中的宗教論壇場次，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合影。

對於至今經歷兩岸關係變化長達六十五年以上的星雲法師來說，兩岸關係是政治對立問題，更是佛教所說，因緣情勢下的現實問題。星雲法師一直希望兩岸可以和諧交流，二○一六年九月，民進黨政府上台剛滿三個月，兩岸關係日漸緊繃，其就曾在接受《遠見雜誌》訪問時表達「大陸對台灣要慈悲，台灣對大陸要理智」的看法，希望持續從宗教的力量推動兩岸良性的交流。只不過，星雲法師的觀點雖然受到其信徒認同，但這些佛教信徒基本上都是台灣社會政治傾向較為保守的一群，至於台灣公民社會中本土意識認同較強的一群，星雲法師始終無法與其對話；他在參與許多中國活動時曾忘情宣稱「我是中國人」的態度，也遭受許多本土意識較強的台灣人強力批判。

對此，他曾經談到，「台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時至今日，我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雖然星雲法師也曾表明，他所談的「中國」是文化意義下的中國：「我們所說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但這樣的論述仍然是站在中國文化認同本位的立場進行詮釋，與台灣其他多元文化認同的立場產生無法溝通的文化認同鴻溝。

星雲法師對兩岸與「中國」的想像圖像是基於兩岸同屬一「中華民族」，應無分彼此，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都不需要因為政權統治而對立，應該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相互合作邁向共榮。他長期穿梭兩岸佛教界，與兩岸領導人會面接觸，希冀藉由佛教帶動兩岸和諧互動。在一九八七年台灣開放前往大陸探親前，星雲法師已在台灣建立起佛光山佛教事業的基礎，兩岸開啟互動交流之後，在台灣佛教界已具聲望的星雲法師隨即於一九八九年應中國佛教協會之邀，帶領佛光山僧俗二眾以「弘法探親團」名義赴大陸，一方面回家鄉探望親友，另一方面也因其在台灣佛教界的身分，而與當時的國家主席楊尚昆、政協主席李先念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會面，開啟了台灣佛教界與中國政治領導人會面的起始。

其後，佛光山透過佛教交流的模式與中國大陸保持互動，二○○二年在上海設置第一個佛光山的大陸聯絡處，以此開始與大陸官方及佛教界保持接觸，同年更組成「台灣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委員會」，迎請西安法門寺的佛指舍利來台供奉；此舉當時吸引眾多台灣佛教徒前往觀看，而佛光山也以「佛指舍利」的宗教聖物，塑造出中國佛教之於台灣佛教信徒的信仰認同。

從二○○○年至今近十五年間，佛光山持續透過宗教、文化、藝術交流的方式，將其在台灣的佛教事業發展模式，複製到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後，對佛教開始產生興趣的中國。首先，佛光山接手蘇州嘉應會館，在二○○七年將這座具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古建築整建為佛光山在大陸第一所美術館；其次於二○○八年在揚州建成中國最大的佛教圖書館——鑑真圖書館，同時也在上海成立大覺文化出版社，向中國大陸推廣星雲法師的著作與佛光山文化出版的影音品。

除此之外，佛光山也在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大城市：北京與上海，於二○一四年登記成立「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方便其在中國推動光中文教館和星雲文教館，透過文教館的模式可以巧妙避開中國大陸對宗教活動場所的限制，而運用文化講堂、藝術研討、社教館與展覽廳等功能，發展綜合性的弘法性文教設施。

過去十年來，佛光山透過「文化」包裝「宗教」的宗教治理實踐在中國拓展迅速，在台灣也持續運用中國佛教的概念，發展佛陀教育紀念館的現代性宗教建築與展示空間。二○一一年於高雄佛光山寺周圍腹地的佛陀教育紀念館落成，進入禮敬大廳的佛館園區即是所謂的「成佛大道」，兩旁羅列八座中國式七層寶塔，塑造出中國傳統佛寺建築的空間格局。

其次，佛陀紀念館本館大佛平台整體空間的規畫更以中國四大佛教名山為概念，將浙江普陀山的觀音菩薩道場、山西五台山的文殊菩薩道場、四川峨眉山的普賢菩薩道場，以及安徽九華山的地藏菩薩道場，以四聖塔的形式呈現，分別供奉大悲觀世音菩薩、大智文殊菩薩、大行普賢菩薩、大願地藏菩薩。台灣的佛教信徒只要來佛光山，即可感受其與中國大陸四大名山的連結，塑造出中國佛教在台灣的文化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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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法師與佛光山所欲塑造的兩岸國族與文化認同，乃深植在星雲法師對中國文化認同的想像上。星雲法師作為一個佛教出家僧侶，一九四九年由於兩岸政治因素來到台灣，他在解嚴前積極運用其良好的黨政關係，把台灣作為中國佛教的復振基地，創辦高雄的佛光山寺以及相關佛光山事業；在享有台灣人間佛教的社會聲望後，再積極運用一九八七年兩岸開放探親與二○○八年國民黨政府重視兩岸關係等政治環境，將佛光山創建的宗教文化事業模式，率續在中國進行複製拓展。

當然，中國並不是佛光山唯一向外拓展的國家。佛光山在海外共有外兩百多所道場，一九九○年代兩岸互動尚未如此緊密，當時佛光山就已積極在美國、加拿大拓點，國際佛光會的組織正是在一九九一年於美國洛杉磯成立。換言之，佛光山在世界各地皆以融合文化、教育、慈善、弘法功能，推動其在中國佛教的現代性人間佛教實踐。

但是自二○○○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機遇，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佛光山將中國視為一個因文化與民族同源而更適合拓展的國家地域，無論在信徒經營與佛教文化事業上，對中國這個新興崛起的現代性國家，儘可能推動其佛教事業。對於目前仍積極向中國喊話的星雲法師而言，中國始終是一個希望回去但早已回不去「如家般的異鄉」。如今，已正式落成的宜興大覺寺扮演佛光山的祖庭，在中國持續接引中國的佛教信徒，在某個程度上，展現了星雲法師心靈最深處的中國情感。

同樣也秉持兩岸文化同源主張的惟覺法師，做法與星雲法師極為近似。二○○一年，惟覺法師到四川成都參訪其出生的故鄉，提出「兩岸未通，宗教先通；宗教未通，佛教先通；佛教未通，中台先通」；自此，中台禪寺開始積極經營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二○一一年底，中台禪寺住持見燈法師也受中國佛教協會之邀，前往中國參訪北京、西安、杭州等地，並拜訪大陸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進一步連結中台禪寺與中國佛教，以及中國宗教管理政府部門間的社會網絡關係。

中台禪寺在宗教治理的實踐面向上，強調的是對大乘佛教與中國禪宗的傳承。長期在台灣各地推廣禪修教學的中台禪寺，從一九九○年代起，在中國禪宗尚處於盤整祖庭的階段，即已逐步在台灣建構傳承中國禪宗法脈的跨海峽宗教象徵資本，以傳承中國禪宗法脈為其寺院的主要發展特徵。其在寺院宗教空間的治理上，也意圖再現中國漢傳佛教的氣度恢弘，例如二○○一年落成的中台禪寺，一踏入寺院大廳就是四尊從地面到天花板一體成形的威武四大天王，與中國漢傳寺廟兩旁護法天王立像的寺院格局相當一致；而中台禪寺四大天王的立像是利用山西花崗岩材雕刻而成，每逢遊客前來，導覽員總是自豪地介紹材質的來源，自然連結起中台禪寺與中國之間的紐帶。

除此之外，在佛教文物的典藏上，中台禪寺也長期直接與中國佛教界保持密切的交流合作，二○一六年七月甫開館的中台世界博物館，更是直接呈現其中國大乘佛教文物典藏成果，不僅展示的文物多以中國漢傳佛教的文物為主，意圖再現中國佛教造像的壯麗藝術性與美學質感，同時也在博物館內部還原呈現中國古代禪堂的空間，帶領遊客神入中國禪宗的歷史文化場景。整個中台世界博物館幾乎就是以漢傳佛教為主軸，呈現中華文化的歷史恢弘感，甚至還有「古人的生命歷程」區，展示各朝代不同類型的古人墓誌銘，意圖將中國再現於歷史文化的演進過程中；還有特展區，展示與復興中華文化相關之各類型儒釋道書法作品。

中台禪寺與中台世界博物館雖然位於台灣，但如果不多加注意，甚至會有來到中國某個省份的佛教寺廟或文化博物館的錯覺。在這個層面上，中台禪寺積極善用佛教元素，創造其對中國文化的連結與認同。

以上的宗教治理模式也展現在中台禪寺的政教關係方面。惟覺法師向來的政治立場都相當明顯，甚至在過去幾次總統大選中，積極表態支持國民黨籍候選人，試圖想從佛教僧侶角色積極連結兩岸關係。由北京中國佛教協會舉辦的「世界佛教論壇」，自二○○六年至今起已歷經四屆，從第一屆開始就邀請星雲法師與惟覺法師出席；中台禪寺也在二○○七年底舉辦「兩岸佛教文化論壇」，主動邀請當時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法師、副會長學誠法師，以及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葉小文與大陸各省市佛教協會代表前來台灣參加論壇，積極與中國佛教協會、中國各地的佛教協會連結。

惟覺法師已於二○一六年圓寂，回歸其心所想望佛國世界，中台禪寺透過宗教治理再現的中國佛教元素未來要如何持續開演？尤其在台灣社會面對中國因素更加謹慎的此時，中台禪寺的中國佛教元素是否能夠在未來以佛教信仰突破台灣認同，持續吸引台灣社會的目光，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我們或許可以理解佛光山和中台禪寺欲在台灣重新建構中國佛教文化傳統的歷史背景與發展過程，然而，在當前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作用的高度反思情境下，星雲法師和惟覺法師秉持個人國族與文化認同，以及佛教弘法關懷的出發點，很容易被目前強調台灣主體的主流意識歸類為中國因素的在地協力者。只不過，此種歸類要注意的是，星雲法師與惟覺法師所主導的佛教寺院仍是非營利的宗教組織，即便透過跨海峽宗教象徵資本的操作，其經濟或政治利益仍是回歸整體寺院組織的宗教治理結構，並非單一個人的利益。因此，唯一需要謹慎的反而是佛光山或中台禪寺是否在中國借用佛教進行統戰的過程中，成了被統戰的環節，而未能維持宗教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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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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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介民、蔡宏政、 鄭祖邦／主編

巨蟒，形容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國。這個日益壯大的政權帶給周遭國家的，除了實質上的政經威脅，更有無所不在的心理恐懼，這種恐懼導致人們自我審查，甚至自動調整其行為。

本書從地緣經濟學入手，首先針對「中國因素」提出一明確可操作的定義，接著利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勾勒出中國對台的政治意圖，如何透過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與台灣在地協力者，影響台灣社會的政治行為與決策。接下來，各章作者分別就其研究領域，剖析中國因素在台灣的經濟投資、陸客來台旅遊、教科書課綱爭議、媒體與網路，以及宗教上的運作與影響。除了具體描繪中國因素如何運作，指認出各領域在地協力者網絡的運行，讓「中國因素」有了更立體的圖像；也企圖分析「中國因素」在台灣引起的反作用力，甚或「台灣因素」的影響。

如何偵測與確立影響台灣社會的關鍵力量，是台灣社會學家的重要任務。本書透過對中國影響的命名、提出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分析架構，以及具體的個案分析，將近二十年來深刻影響台灣社會「可感卻不可說」的關鍵力量，轉化為一個「可見且可說」的課題。同時也明確指出台灣社會各種抵抗的反作用力，揭示我們仍有能動的空間與創意。

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