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獨家專訪　華人世界絕響

那一天，雨勢悄歇。

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鬱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臺北植物園的小路上。

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

但開門迎著的，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那面空空的、黃木梳粧檯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豔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三藩市市夜景。

窗旁的書桌上，散亂的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

記得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 Tax表。」

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注眼光，又使人一懍。

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要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于梨華女士更爽直地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夷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于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徹。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佇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淒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杳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的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裡。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的看。

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後，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跑下樓，去問帳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限，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的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

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鐘與智慧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後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霜淇淋。」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讚譽。 Library 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羡慕。」

雖然，她被贊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溶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跡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的說，《紅樓夢》與《西遊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的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一一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於去年在倫敦出版。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她覺得，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寫小說，她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

「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于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像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像。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的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初看她的小說，常為她優美的文筆，細膩的描寫和傳奇的情節所吸引。進而欣賞到各種豐富的意象和那些異想天開，令人意會，忍俊，詫異或恐怖的各種比喻。

她描述胡琴的嘎嘎慘傷的音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塞上的風，尖叫著為空虛所追趕，無處可停留。」她寫冷天鄉村裡的太陽，「像一隻黃狗，攔街躺著。太陽在這裡老了。」她比喻在伴娘眼裡的新娘，是「銀幕上最後映出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卻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

她寫一個游方的道士，「斜斜揮著一個竹筒，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仿佛荒山古廟裡的一寸寸斜陽。」被虐待將死的媳婦，則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隻手蟋曲著，像宰了的雞的腳爪。」

而她最耐人尋味的，如同藏在海面下的大塊冰山，卻是她對氣氛的孕育與襯托，角色的刻畫，和對高潮過後，人物個性發展的淋漓盡致。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畫，惟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人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的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

而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她說，「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她屢次很謙虛的說：「我的看法並不是很正統的。」說時語氣淡然，並不帶一絲自傲或歉意。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並不一定會贊同。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我是孤獨慣了的。」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也許她信服「讓生命來到你這裡」，「生命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她是心如明鏡，事物都公平自然的映射出去。因為不執留，所以不易為外物所影響。即使連書，她也是不買不存的，借來的，看完後就還去。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她說，習慣性地微揚著頭。斜斜的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仿佛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記起她二十幾年前拍的一張半身照片，刊在《怨女》英文版的封背上，也是揚著頭的微側面，眼神中同樣露出慧黠的光。所不同的是，那時如滿月的臉，而今已成橢長，那時披肩的散發現在已梳起，而那件異常寬大，劇裝似的皮襖，卻已換成無袖的寶藍短旗袍。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前小心的整著下擺，走起路時的綽約緩然，並不使人覺得。反而使人聯想起，在書上看到關於她小時候的一段：「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裡也會三天兩天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淤青，我就紅藥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

她很熱心的走出走進：「看你們，還像孩子似的，就想著要拿點東西給你們吃。」

於是，煮了濃咖啡，端出核桃甜餅，倒上兩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來。可是誰也沒有喝咖啡時加糖的匙。

她解釋著，像是理所當然的：「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兒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

她是在一九六七年末搬到劍橋。應雷德克裡芙女校（哈佛的姐妹校）之請，當「駐校作家」。正在埋首將《海上花列傳》翻譯成英文。已經翻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那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目前，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她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天南地北的談著，從亨利·詹姆斯的《叢林野獸》到老舍的《二馬》，從臺灣的文壇到失了根的中國留學生，從美國的嬉皮運動到男女學生的道德觀念。聽著的人，說著的人都覺得自然而不費力。因為她對任何話題都感到興趣，而又能往往意會在言發之前。

走出門後，卻忽然想跑跑跳跳起來。便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的地下車。

那時雨已停了，時間也已過午夜。

一九六八年七月

附錄：

整理那次訪問後所記的筆記，發覺有幾段話沒寫進去，實在是不應該遺漏的。

「一個作家應該一直在變，因為一個人不可能是靜止的。」

以前的人多半是過的集體生活，從描寫動作和談話，就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譬如像《紅樓夢》。但現在每個人的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小說以心理描寫才能表達深入。（心理描寫）不必過分的 obscure。如果必須，當然沒話說。

電影是最完全的藝術表達方式，更有影響力，更能浸入境界，從四面八方包圍。小說還不如電影能在當時使人進入忘我。自己也喜歡看電影。

我很驚奇，臺灣描寫留美的學生，總覺得在美國生活苦，或許他們是受家庭保護慣了的。我很早就沒了家族，孤獨慣了，在哪兒都覺得一樣。而且在外國，更有一種孤獨的藉口。

一般美國通訊寫的並不深入，沒有介紹美國真正的思想改變的，譬如現在的道德觀念的不同，幾百個男女大學生同住在一起。

（嬉皮們），我不喜歡他們的成群結黨，但他們的精神不錯，反對（既有）社會制度，不願做現在的這種 Organizational man。但我希望他們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真正體會。他們的表現方式，details，我不贊成。

「人生的結局總有一個悲劇。老了，一切退化了，是個悲劇，壯年夭折，也是個悲劇，但人生下來，就要活下去，沒有人願意死的，生和死的選擇，人當然是選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