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日本侵略者“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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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南京的武力侵占与疯狂屠杀，并没有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害怕与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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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从占领南京的第一天——1937 年12 月13 日起，就像恶狼、像饿虎、像疯狗一样，在全城到处追逐、搜索妇女，穷凶极恶，不分年龄与职业，不管是孕妇或病妇，都进行惨无人道的奸淫与摧残。
南京大屠杀形势图
幸存者夏淑琴家就是受难的典型。她当年只有8 岁，家里共有9 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 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 多岁）、父亲夏庭恩（40 多岁）、母亲夏聂氏（30 多岁）、大姐夏淑芳（16 岁）、二姐夏淑兰（14 岁）、大妹妹夏淑芸（4 岁）、小妹妹夏淑芬（1 岁）和夏淑琴，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 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
1937 年12 月13 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 人，来到她家门前敲门。哈姓房主刚刚打开门就遭到枪杀。夏淑琴的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夏淑琴的母亲吓得抱着1 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夏淑琴的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她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进行轮奸，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她们。日本兵还将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当时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即昏了过去，不省人事。就这样，夏淑琴家9 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 口人。也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被4 岁妹妹夏淑芸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姐妹俩哭喊着要妈妈……
她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她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 天。后来，她们被西方侨民发现，从死人窝里捡出和救护，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是南京人民苦难的缩影。在2014 年12 月13 日首届“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上，85 岁的夏淑琴老人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13 岁的少先队员阮泽宇一道，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日军对已经逃入由西方中立国家侨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所设立的“安全区”，即难民区中的妇女，也公然施暴强奸。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是专门收留年轻妇女的地方，因而被日军视为猎取猎物的主要目标。1937 年12 月18 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在日记中写道：“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当日写信向日本领事馆求助，日本领事馆敷衍地派两个宪兵到学校。但是，在当晚，“宪兵在前面睡，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甚至那派来的宪兵，也“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1938 年1 月1 日，程瑞芳在日记中记载：“（日军）今日中午进来，有一姑娘在外面，把这姑娘抱到三百号后面竹子处，把姑娘的衣服脱了将要奸，华（魏特琳）赶到了一叫，那兵跑了，所幸快，那姑娘没有受害。那个地方顶不干净，尿屎都有，那个姑娘衣服上都是屎，这个兵还算是人吗？青天大白日，简直是畜牲。”
1938 年年初，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在呈交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2 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
1948 年11 月4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就得到被杀害的处罚。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年老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在（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强奸的事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主要参战国家中，由于民族性格、军队素质，尤其是国家与军方实施的教育、军队指挥官与军纪约束的不同，军队的性暴行犯罪记录大相径庭。
据有关专家研究，英军的素质最高，“无论在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集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中国国民政府的远征军于1942 年进入缅印等国作战，军纪严明，未见有性犯罪的记录；1945 年3 月到4 月攻入德国、长驱直入的美军有约160 万，发生并“审理了487 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约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纳粹德国的军队虽残暴成性，但“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这不单是因为他们有“重视荣誉的传统”，还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造成“种族异化”，害怕“性病影响战斗力”。只有日军，强奸、轮奸等性暴行犯罪始终极其严重而恶劣。
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疯狂进行的烧、杀、淫、掠等战争暴行，使南京变成了人间活地狱。拉贝写道：“ 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岁月，无论人们怎么想象都丝毫不会过分。”
正因为烧、杀、淫、掠是日本最高军政当局既定的恐怖威慑政策在南京的实施，因此，在1937 年12 月18 日下午，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慰灵祭”后，当松井石根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训诫其部下将领要约束官兵军纪时，在场的日军将领们的反应竟然是：“大家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这位“某师团长”就是数日后被松井石根任命为日军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的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他多次宣称，日军官兵强奸妇女“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
他在1938 年1 月初对来自东京日陆军省的人事局长阿南惟几说：“中国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拉贝等西方侨民也从血的事实中认识到：“ 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到达能恢复秩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
日方当局“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及其破产
日军攻占南京，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二次攻占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此之前37 年，1900 年8 月14 日，日军以山口素臣中将为师团长的第五师团，以参加八国联军的名义，先于俄、英、美等国的军队，首先攻入北京城。清王朝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仓皇逃出北京后，一改数日前还支持义和团抗击外国军队的态度，急忙派权臣李鸿章向外国占领军乞降议和。派出占领军的列强各国在通过签署《辛丑条约》取得了众多权益后，宣布胜利。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1937 年12 月，占领南京后的日本最高当局希望1900 年的历史重演。为了向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显示日军的“军威”与炫耀日军攻占国民政府政治中心南京的巨大胜利，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与恐怖威慑，日本当局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仅四天，即12 月17 日，在日军正对南京进行屠城的高潮中，就急不可耐地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日军占领南京的“入城式”，标志着日本对南京的正式军事占领。
1937 年12 月18 日下午4 时，松井石根在南京还特地召见了“华中方面军”掌管对外宣传的报道部部长深堀游龟中佐，讲述了他指挥所部攻占南京的“观感”，说：“本人对于遭受战祸的数百万江浙地方无辜民众的损失，实不胜其同情之念。在这样的时候，特别期望中国四万万人民加以反省。”
松井石根要中国四万万人民“反省”什么呢？无非是要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从南京保卫战的惨痛失败与这可怕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认识到：中国是无法抵抗与战胜强大的日本军的进攻的，中国对日本的种种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的侵略要求，乃至对日本的武力征服政策，等等，只有迅速地、全部地接受，即停止抵抗、求和乞降，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殖民地与附属国，心甘情愿地做亡国奴，成为日本的臣民，听凭其宰割、霸占、掠夺与欺凌，才能求得一线生机，才能避免可怕的屠杀与毁灭。这就是松井石根讲话的“真谛”，这就是日本最高当局的用心与目的。
对日本当局纵容与组织日军在南京进行连续多日的血腥大屠杀，以实施其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与西方记者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与日益深刻的揭露。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德士在1937 年12 月27 日致日本驻南京使馆官员的信中指出，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军事恐怖主义”。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写道：“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
贝德士
历史的发展又一次出乎日本最高当局的预料。日军对南京的武力侵占与疯狂屠杀，并没有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害怕与屈服。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中国军民的心理确实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挫折，中国军民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但是，中国人民并未因此沉沦。在这举国同悲的时刻，蒋介石在南京失陷的当天，他在“前线某地”（江西九江星子）发出通电《宣言》，表示了决不以南京失陷而动摇抗战国策的决心。1937 年12 月14 日，中央社发布了关于蒋介石通电《宣言》的电讯，全国各报刊都迅速刊登了这则“中央社讯”。武汉《大公报》（汉口版）在第2 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则“中央社讯”，标题为《蒋委员长发表宣言，继续抵抗敌军侵略》，副题为《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既定国策》，说：“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唯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
设在上海租界的《大公报》（沪版）由于受到日军当局的压迫，于1937 年12 月14 日出版停刊号，宣布第二日停刊，发表社评《不投降论》，庄严宣告：“我们不怕失土丧师，万万不能投降。”这篇饱含悲愤与血泪的社评迅速传遍海内外，感动与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斗志。
历史最终证明，南京之战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一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