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80年，台視午夜場播出加拿大迷你影集《清秀佳人》（Anne of Green Gables）， 雖是冷門的午夜時段，卻擄獲全台許多觀眾的心。最近和朋友聊起這部影集，喚起大夥兒半夜起床看清秀佳人回憶。男主角吉伯‧布萊斯──班上那個暗戀女主角多年的男同學，可是當年女孩心目中的理想典型。
清秀佳人翻拍自蒙哥瑪莉的同名小說。蒙哥馬莉以家鄉加拿大的愛德華王子島為靈感，創作出《清秀佳人》與艾凡里小鎮。沒看過影集的人對這故事也不陌生，它是童書《紅髮安妮》的原型。相依為命的單身兄妹馬修和瑪麗拉年紀逐漸老邁，打算領養一個男孩來幫忙農事，孤兒院卻搞錯送來一個女孩安‧雪莉。哥哥馬修到車站接安時，第一眼就喜歡上這個率直、喋喋不休、愛幻想的女孩，捨不得將她送回孤兒院。性格魯莽的安惹了不少麻煩，在艾凡里人們的教訓、鼓勵和照顧中成長。安長大後離開小鎮到外地唸皇后學院。歷經馬修過世、瑪麗拉無力看照充滿回憶的翠綠莊園，決定將它賣掉，另覓他處獨自養老。安於是決定回到艾凡里小鎮，回到當年的小學任教，陪伴老邁的瑪麗拉和翠綠莊園。在吉柏得了一場生死交關的大病後，安終於理解自己的內心，在小橋上兩人終於坦白彼此的心意，結束多年的對峙。那個經典場景，令當年的每個女孩臉紅心跳。
似乎每人都能從身邊找到比《清秀佳人》更有戲劇價值的題材，為何如此平凡的劇情能打破文化、地域的藩籬，打動全球無數讀者的心？導演兼編劇凱文‧蘇利文當年拍攝《清秀佳人》時還是個年輕小伙子，坦言最大的困難在於，文字被視覺化的過程中仍能讓小說意境完整呈現。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必需先找出原著打動人心的原因。
在許多國家創下高收視率、周邊商品暢銷、拍攝續集，證明蘇利文這門功課的成功。劇中人性細膩生動的呈現，讓觀眾看到自己內在的某一面，或憶起成長過往的某個片段；場景氣氛的成功塑造──溫馨的翠綠莊園、恬靜的林蔭小道、迷幻的鬧鬼森林，導演為了讓小說氛圍立體化，善用自然光線，呈現愛德華王子島田園美景的魔幻張力。除此之外，蘇利文認為，地方精神賦予《清秀佳人》生命，是感動世界各國影迷的主因。
透過書寫重構地方精神
平凡真摯的小鎮故事，喚醒現代人們對純淨生活的嚮往和人性美善的追求。每個人的成長記憶中，總有些人物、片段，和劇中的某部分重疊，討厭又喜歡的男同學吉柏，班上的死對頭、刀子嘴豆腐心的瑪麗拉，溫柔寡言的馬修，愛管閒事其實心地善良的老鄰居瑞秋──雖然全球多數觀眾沒去過愛德華王子島，但它喚起了深藏在每人心中的艾凡里小鎮。
工業化過程中所拋棄的生活風格與人文價值，反成了現代人的渴望，這也是台灣、世界各地正努力尋回、重構的地方精神。每個鄉鎮、都市內的社區鄰里都存在這種人、物、情的地方脈絡，都有動人的題材等著被挖掘。《清秀佳人》就是個刻劃地方精神的成功例子。地方精神的描繪通常從兩個方面切入：人和地的關係，例如生活模式、生態景觀、農作、自然資源運用模式等；另一個則是社會關係，人的互動模式、勞動分工、地方關係網。如果將人與地、人與人這兩條關係線置入時間軸，讓地方的人文地理景觀、社會關係顯現歷史層理，那麼，地方故事真的說也說不完了。
這一年來，在家鄉台東池上開啟故事收集、書寫、傳遞的計畫。小人物的故事書寫，是重構地方精神的一種方式，也是社區信任工程的其中一環。既然從社區功能的角度去思考，於是不追求文學價值或嚴謹的地方歷史考證，能讓在地、外地讀者易於閱讀，並和這個地方產生共鳴更加重要。
鄉鎮、都市鄰里需要更多的故事，來黏合現代化過程中逐漸原子化的情感網絡。現代社會講求快速、效率，卻導致人際網絡的破碎化。道路拓寬以及快速道路、高架橋的開拓，雖提高交通流量，卻也讓原本存在於社區的社會網絡被切割。行動不便的人、老人、孩童在社區的活動空間明顯受限、零碎化，有些老人無法輕易地到「馬路的那一邊」探訪老友話家常；要到隔壁村比以往更加費力，於是變得不愛出門。過往的生活軌跡，隨著道路開拓、行動不便而逐漸消逝。孩童的行動自由、探索空間也因為道路變危險而受限，必須更依賴大人。
網路、智慧型手機的流通，讓不諳操作的長者被隔絕在主流資訊渠道之外；年輕世代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模式和年長者有極大差異，以及新移民與在地人生活經驗不同，造成話語傳達、話題的破碎化……這些都是在一個小鄉鎮中可觀察出來的隔閡。若沒有刻意製造讓彼此理解的渠道，就無法將地方精神完整呈現並承傳。
世代價值的承傳對地方創新有幫助，因為許多創新源於傳統，創意的前提在於對傳統內涵的熟識，對於地方未來發展的答案也可以從過往的智慧去思索。
於是，必須在社區創造一些黏合的機制。這個故事計畫就是讓平常缺少話語權的人盡情說自己的故事，將它們書寫下來，讓平常擁有較高話語權利的族群，能有個機會去傾聽老人、農民、榮民、外配、孩童的聲音。
建立社區共同體的想像
文字後來不會只是文字，它讓讀者在鄉村的田園美景之後衍生更多的情感與人文想像，讓一些社會暗角透出微光；一個故事也不僅是一個人的故事，不管多麼孤獨的生命故事，仍可看到許多演員參與了他的人生。故事會召喚更多的故事，它就像條綁粽繩，將每個個體綁住，串聯起來。
和一些社區居民合作的計畫完成並推出後，逐漸看到故事展現它的連結力量。第一種是垂直型的世代連結。大多數晚輩並不清楚父母親當年的生命歷程。有個小朋友說，透過訪談才知道媽媽從越南嫁來池上，為了生活、為了照顧他和妹妹有多麼辛苦。另一個小朋友訪問了他的阿公，阿公說：「這樣的訪談，讓我好像又回到從前。」
另外一種是是平行的連結，也就是讓不同族群、團體間彼此理解。有位媽媽看了池上榮民開墾荒地的故事，告訴我：「我以為榮民都是被國家養，一直對他們有偏見。現在才知道榮民來到池上的生活是那麼辛苦，要忍受貧困與孤獨。如果早點知道這些，我想好好地關心他們。」當年池上榮民大多靠苦力自力更生，許多人因為無法回家鄉，又缺乏社會、心理支持，滿心鬱悶而導致精神異常。禁婚令解除後，年紀大了又經濟弱勢，只能和村裡較弱勢或有殘疾的女性結婚，因此更加被歧視、被邊緣化。這些歷史課本上沒提到的事，和那些從來沒被其他人好好理解、關心過的族群，充斥在這麼一個小小的鄕鎮中。
不同族群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多年，卻不一定能互想理解，不夠理解就不會主動付出關心。族群的對話管道不足，增進彼此理解的機會不夠多，這不只是池上這個小鄉的問題，也是台灣社會的問題。我們不能光靠歷史課的被動餵養，必須主動透過挖掘周遭的故事、書寫故事，讓地方歷史活化，讓更多人出來說故事。
第三種是跨外的連結。故事推出後，收到一些在外池上子弟的回饋，故事讓他們看到不一樣的家鄉，也讓他們憶起童年故鄉的模樣。對於觀光客而言，眼前的好山好水從此多了情感的視角，他們看到的不只是一整片美麗的稻浪，還有深藏在這片美景背後，池上農民的真心。
家鄉需要更多的書寫，讓故事打破社會的小圈子，跨越族群偏見，為破碎化的社會網絡創造黏合的機制，讓世代和族群間彼此理解，讓離家的人保留家鄉的記憶，讓話語權較能平衡，不是建立優勢族群的地方想像，而是多元族群的地方想像。人若能增進彼此理解，讓心流更頻繁，公共信任於是開始成長。透過不同風格的書寫重建地方精神，喚回每個人內心的艾凡里小鎮，這就是文字對於地方社區營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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