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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
這是新黨青年王炳忠第一本書的大陸版名稱,也是這位一直致力於兩岸交流和祖國統一的台灣青年的心聲。
很多人都是在“太陽花運動”之後才認識這位新黨新秀,大家有所不知的是,他從少年時期就關心政治,初中聯絡部的日記里,滿滿都是對島內政治的評述。一路走來,當台灣逐漸被“獨”的聲音占領時,這位台灣本省青年卻獨樹一幟,一直堅持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並希望這種認同能夠被更多台灣人接受,於是也有了這本書的問世。
新書大陸版已經由華文出版社出版,並於近期11月9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發布會,值此之際,王炳忠接受觀察者網獨家訪問,聊聊新書的事兒,聊聊兩岸的未來。
觀察者網:非常感謝你能夠在新書《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發布之前,接受觀察者網的獨家專訪。在序言中你提到,是“太陽花運動”確定了出書的決心,能不能詳細談談出版這本書的初衷?
過了大概半年左右,“太陽花運動”爆發,之後我就頻頻上媒體。2014年8月份開始,我自己投入選舉開始選“議員”,一年又在忙活中過去了。到了2014年底,我開始認真想這件事情,覺得這樣忙碌之後應該要留下一點什麼,而不能光吼啊叫啊,得留下一點記錄。另外“太陽花運動”之後,我也感覺到,整個時代在變化,如果我們再不加快速度把自己的聲音傳出去,就很有可能真的偷天換日,完全被“台獨”占領了。
另外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就是當時候媒體對我的形象都比較小醜化。在台灣島內來說,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正面跟我辯論,又找不到我有什麼毛病,你比如說“太陽花學運”那一批人里有人襲胸啦,有人又性生活不檢點,但我又沒有這些問題,沒有“色”可以講,就乾脆把我小醜化。台灣媒體都被綠營控制了,他們掌握了話語權,想把我寫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子。我需要自己證明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所以我這本書的台灣版書名就叫:《你不知道的王炳忠:攏乎你看》(“攏乎你看”是閩南語,意為都給你看),就是想讓大家看看,我不是自己吹噓自己,而是我從十一二歲的時候就是這樣,並不是故意唱反調來博取眼球。
所以2014年底選完“議員”之後,我利用空擋把這些數據好好整理了一番,在台灣出版。這期間,國民黨在地方選舉和“總統”選舉中兵敗如山倒,新黨也差不到百分之一的選票未能進入立法院,台獨勢力全面獲勝,當時台灣的環境非常糟糕,大家都很茫然,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今年1月我又到大陸走了一趟,就把這本書的台灣版送給大陸的一些朋友,他們就說正好現在大陸也看不懂台灣,為什麼八年來的兩岸和平發展說沒就沒了。所以我覺得也應該讓大陸的朋友了解到底台灣是怎麼一回事兒,在大家的鼓勵下考慮把這本書引進到大陸。同時,我也考慮到在大陸出版就應該加一些新內容,在口吻上更加面向大陸的讀者,同時增加了一些背景介紹。
另外,我在大陸版中也加入了對於台灣民眾國族認同問題的思考,我覺得我把很多國族認同的問題用最簡單的方法把它講出來,讓讀者更容易接受。
觀察者網:作為台灣本土人,又是解嚴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你的很多政治觀點和眼下島內絕大多數年輕人都不同。很多讀者也很感興趣,是什麼樣的成長環境塑造了你與眾不同的政治觀點?
王炳忠:我在書中也提到,現在我們是所謂1987年解嚴後成長的一代,事實上我們是活在一個新戒嚴里。所謂的新戒嚴就是說,我們認為自己是天之驕子,好像我們活在一個信息多元、透明的環境裡,但實際上呢?台灣連神舟升空這樣的新聞都不報導,對大陸的認識非常貧乏。(觀察者網註:部分“綠媒”確實報道了,但污衊為“假的”。)
過去戒嚴時代不希望讓台灣知道外面世界的變化,現在也一樣。從李登輝開始,就認為中國會崩潰,封鎖那些有關中國崛起的消息。現在則培養一批職業打手,從醜化的角度報導大陸,封鎖整個台灣的輿論。
在過去戒嚴時期,有這樣一批人,站在了時代的前列,看到了台灣未來的變化,成為那個時代的引航人。我認為我們也應該有這樣一個雄心壯志,我也經常鼓勵“統派”的年輕一代,你不要看短的,要看長遠的。1986年民進黨成立時還是非法政黨,到2000年就已經成為了台灣的執政黨,前後不過十四年的時間。所以歷史的變化是非常快的,我們不要僅僅在意自己是不是當下的主流,而是要在意我們是不是歷史進步的方向,你掌握了歷史對的方向,你就是對的。
再回到你剛剛所提到的成長背景。我之所以和台灣很多年輕人政治觀點不一樣,和我父親的影響比較大。我父親並不是外省老兵,而是一個在台南鄉下成長起來的很地道的本省人,因為家境貧困,年少時就到台北來奮鬥,但是他有一個大中華情節,一個很樸素的民族情懷。他覺得說,為什麼這麼多年來講台灣人的悲情,就是因為中國積弱,我們被日本人殖民統治,又因為內戰造成民族撕裂,這些錯亂都凝結在台灣。今天我們應該要站起來,民族要團結,不要被人家欺負,台灣人才能走出悲情。
另外,我媽媽只是普通的家庭主婦,她從圖書館借來《中國歷史故事》、《陳姐姐講故事》,裡面有嫦娥奔月、愚公移山,我覺得這些就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源頭。而本土化興起以後要“去中國化”,於是不講嫦娥、愚公了,反而拿八田與一這些日本殖民時代的工程師當做台灣先賢。所以所謂“天然獨”並不是天生的,而是通過教育一點一點培養起來的。
其實我自己也困惑過,我的阿公阿嬤(閩南語,稱呼爺爺奶奶)都是本省人,他們連長江黃河都沒看過,為什麼出身本土家庭的我,卻整天在講長江黃河。後來我就想通了,黃河長江是中華文化的一個代表,但這不代表濁水溪、淡水河不是中國的河。我認為恰恰我是台灣本省人,所以我更是中國人,因為傳統台灣本省人保留了許多敬天法祖的習俗及觀念,是最鄉土的中國,這點我跟大家的刻板想法不一樣。
很多人說我是本省人,所以我就跟中國沒有關係,我沒有對大陸的懷鄉情結,我認為不是這樣,對中國的認同不是你一定要來自大陸,不是你講哪一個省的方言,你就是中國人。中國是一個價值認同的問題,我認同中華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我就是中國人。那既然我是台灣人,我更加覺得台灣的政治命運跟整個中國的不幸歷史遭遇息息相關,完全綁在一起,我可能比中國其它地方的人更有中國的意識,更有中國的情結,感受更深。
觀察者網:你的這本書叫《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在序言中你也對書名做出了解釋。台灣人、中國人在兩岸是兩個特別敏感的詞語,你怎麼看待這兩個身份?
王炳忠:本來最早我們也想過這個書名,比如說叫《“中國”是怎麼被去掉的》,或者《我的抗獨戰歌》,後來出版社建議還是有個比較淺白的名字,讓大家一看就知道我要談什麼,所以就想到了您剛才提到的“中國人”“台灣人”這些詞。當時我就特別提出自己的意見,因為我認為台灣人跟中國人不能被擺在一個對等的光譜上來談,這樣變成台灣人跟中國人是有位階關係的。最早蔣經國在1986年的原話叫做“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這個在台灣傳到最後,變成了“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所以就有一個主次關係。當時我也在想,如果要用“中國人”和“台灣人”做書名的話,我要怎麼表達才不會又落入這種“也是”的口吻。後來我想了很久,《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這個可以表達出我的主張和立場。
因為政治的關係,台灣從1895年割讓給日本,開始了一段和祖國大陸不一樣的政治經驗,1945年雖然光復了,但1949年又因為內戰造成兩岸分治,所以我們也不否認大陸和台灣之間確實存在一個區別。有人可能會說,那你可以用“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用“更”呢?因為我想表達的是,台灣人其實恰恰是最中國人的一群人,為什麼呢?因為翻過近代中國滄桑史,不可能不提台灣,台灣雖然很小,人口也不多,放在整個大中國,台灣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真的是滄海一粟。但台灣的整個歷史是中國近代200年來不幸歷史的凝結,台灣其實負載了中國人最複雜的恩怨情仇。
觀察者網:但是現在台灣島內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很少,“台獨”成為台灣的政治正確。這一點你在書中《福佬沙文主義》一文中也提到了,你覺得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王炳忠:我覺得重點還是在國民黨工作沒有做好。在蔣經國時代,沒有處理完國共之間的問題,他當時選擇了不談判不接觸也不妥協,等到晚年好不容易宣布開放大陸探親,沒幾年又去世。等到李登輝上台,開始走向台獨,整個歷史都被改寫掉了。蔣經國有一句名言叫“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既然如此,國共經歷這麼多年,之間的關係也應該變一變了。2005年連戰訪問大陸,被稱作是破冰之旅,理論上經過了連戰這樣一個訪問,國共應該不再是敵人了,但國民黨好像也沒有完全承認這件事情,繞來繞去又成“反共”了。所以才會在去年九三閱兵時,很多人反對連戰。這表示國民黨的立場從頭到尾就是模糊不清的。
“九二共識”在馬英九時代就解釋成“一中各表,不統不獨不武”,不不不,什麼都不,然後什麼都是被動的,“各表”也是被動,都不是主動,就是我不要談、不要談、不要談,我表我的,然後我不做什麼。那麼這東西遺留到今天,就變成分岔路口了。馬英九路線到底是不是一條路線,理論上一個路線應該有目標,知道我要往哪去。但馬英九的這個所謂路線,沒有目標,因為他的目標是不不不,就沒有目標。那沒有目標的話,“一中各表”就留下了一個懸疑。到底這個“各表”要表到哪去,它既可以表到最後變成洪秀柱講的“深化九二共識”,那就從各表最後表到回到一中,這個就是深化。另外一種表法,就是各表,表到最後變成“兩國論”。所以,馬英九的路線是一個半套的路線。最後到底走到哪裡去,不知道。所謂“不統、不獨”表示也可統,也可獨。現在變成洪秀柱的解釋就認為她才是馬英九的深化,吳敦義的解釋就是我們要捍衛馬英九留下來的“一中各表”,不可以亂表。就變成這樣子了。洪秀柱她現在講和平協議,希望能處理兩岸間的政治關係,但其實應該先對國共關係有一個交代。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好幾篇文章都提到台灣的媒體生態,認為是台灣媒體帶動了民粹霸凌。您自已也經常上一些政論節目,能否談談自己上這些節目的感受?
王炳忠:台灣的這些媒體啊,我是越來越不想隨之起舞了。我和媒體打交道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多朋友說“你不要上節目了,被他們圍毆,然後被他們霸凌,何苦來哉?”我在書中也解釋說,我不能不去,因為在那個情況下,是必須要表態的。一片聲音都是“獨”的時候,那我必須要去發聲,即便你曉得人家是要霸凌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還是得要走進去。這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當我已經完成這一使命,大家已經曉得我在扛這個大旗了,那我就要開始有自己的一個完整論述了。我不再這麼配合你們的演出了,否則就變成好像我的論述出不來,反而無形中也在幫他們抬轎。我覺得在第二階段就不必隨之起舞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台灣的媒體就是在演一齣戲,它的腳本已經寫好了。我們當然知道,作為一個節目,完全沒有腳本是不可能的。但它這個腳本,是連角色都給你安排好,比如說你就是來負責罵藍的,你就是負責罵綠的。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媒體人、評論人,搖身一變,俗稱的“變色龍”,配合這齣戲的需要,今天演關公,明天演曹操,根本搞不懂他是誰。這在台灣好像是家常便飯。
台灣的政論節目,一方面是演戲,另一方面是被“台獨”掌控。很多朋友熟知的“古今台外”的“正晶夫妻”,從《正晶限時批》跑到民視的《政經看民視》。他們這種媒體,不只是單純的生意考慮,而是確實有一個“台獨”的宣傳目的在裡頭。我所認識的很多製作單位都有意識形態在掌控,而且是一路從壹電視一起搬家到民視。等於說這些年“台獨”的勢力是有步驟地、有計劃地推動他們的“革命”事業,用企業化的方式培養了一批職業“革命家”。
在媒體界,尤其在網絡媒體界,很多文創公司講起來正大光明,扶植年輕人就業、創業,讓年輕人在很高大上的環境中喝着咖啡,在很漂亮的文創中心做着網絡營銷。其實就是在營銷一種“台獨”的概念,然後無聲無息地灌輸在很多藝術創作、營銷成品中,營造出“台獨”的氛圍,這就是蔡英文最喜歡講的“天然獨”,叫作所謂獨立自主,而且還用得很迂迴,他們不直接把“台獨”兩個字講出來,就說“我們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意識已經成為年輕一代的天然成分”。實際上,是他們先把媒體環境都變成“獨”了,然後再倒過來,說這個是現狀。那怎麼辦呢?我自己要有我的論述,所以我有寫書,然後我也去做我的新媒體團隊。我要來訓練我們自己的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