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东方第一大港，泉州！
对于福建之外的中国人来说，第一次听说泉州这座城市，大多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商万户、竞渡千帆，曾有“东方第一大港”的美名；这里也是中国唯一一座世遗城市、“世界宗教博物馆”、“东方文化之都”......
起初，因泉州通往内陆的交通不便，在帝国的视野中，它作为贸易港口受到的重视始终不能与交通便利的广州港比肩。
直到宋元时代，蓄势已久的地方文化开始抬头，泉州借助滨海地理优势兴起，站到历史的聚光灯下。它变为旅行者眼中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马可·波罗描绘其为“世界第一大港”，另一位比之更早的意大利旅行家则称赞其为“光明之城”。
泉州，河与海在入海口交汇。
图/视觉中国
自泉州开始，闽南开始充当着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的窗口角色，它崛起的故事里，处处映照着闽南人的眼界与果敢。
闽南人：
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
古代的中国人，不太喜欢面对“海洋”这个概念。在帝王们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边界，是贬谪获罪官员的去处，或是逃难时的茫茫绝路；而更多生活在内陆的古代人，对海洋始终缺乏想象，只能用“天涯海角”来形容自己终生不能抵达之处。
从中原的角度看闽南，大抵逃不开三个特点：边缘、偏僻、生存艰难。从地形上看，整个福建被平行于海岸线的两条山脉贯穿全境：西部是海拔两千多米的武夷山脉，中部是鹫峰山-博平岭-戴云山脉，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面积近九成。虽然境内有闽江、晋江、九龙江几条大河东流入海，但因山峰林立，流程短，水流急，下游河口冲积出的平原面积狭小，也并不足以养活过多人口。
泉州的六胜塔。
摄影/张梓昌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个词叫“海堧”，它与内陆的“边疆”相对应，泛指沿海地带。历史上，对于边疆地区，例如西域、宁夏平原等地，中原王朝常有弃守之争——“弃”，因为对于农耕文明，一块土地只有变成农田才有实际价值， 而边疆“碛地桑麻种不生”，并非理想的农业垦殖地。相较于占据它需耗费的大量兵力、物力、财力，是一笔很不划算的投入。
山与海孕育了闽南人。
图/视觉中国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放眼中国沿海，很少有闽南这样山区密集、除了出海几乎无路可走的地方。不过，在闽南人面前，海洋却是敞开的，对他们而言，尽管海洋意味着无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贿赂的一条道路。
闽南人可谓最有海洋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视野开阔，不畏艰险，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得见海上的路线。闽南人善舟楫，勇敢地参与到欧亚大陆之间的海上贸易网络中，闽南人为大陆敞开了一个窗口，海洋深处那些影响了世界进程的风由此而入。
“勇”是闽南人的性格底色。
摄影/李颀拯
东方第一大港:
涨海声中万国商
泉州又称刺桐城、刺桐港，因五代节度使留从效扩建城池、遍植刺桐树而得名。泉州港很早就开辟了海外航线。唐代记录著名僧人的佛教史书《续高僧传》说，南北朝时期，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想回国，辗转来到梁安郡（泉州），再搭商船出海，很不幸，他的船只最后又飘回了广州。到唐代，泉州港已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与交州、广州和扬州齐名。
公元 10 世纪至 14 世纪，以中华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两大文明最为强盛，后者被中国称为“大食”。阿拉伯人是天生的商人，英语中的“支票”“银行”等商业词汇均来自于阿拉伯语——至今通行世界的诸多商业逻辑和规则，早期都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
渔船运来了闽南三市的繁荣。
摄影/周先丽
许多从商的阿拉伯人长年生活在中国，形成特殊的聚落——蕃坊。唐代以前，他们主要通过陆路来华，定居于武威、长安等地；宋代改走海路，定居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口岸。向外发展的闽南人加入到阿拉伯人的贸易网络中,这个时候，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
北宋开始使用指南针，这意味着海船可以远离海岸，横渡大洋。远洋贸易船——福船已经成型。福船又称福建船，是我国帆船时代的三大船型之一，特点是尖底面阔，首尾高昂，具有水密隔舱，特别适合越洋贸易。宋代泉州商人扬帆出海，无远弗届。他们北上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南下交趾（今越南北方）、占城（今越南南方）、阇婆（今印尼爪哇岛）、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真腊（今柬埔寨）；更利用优越的航海技术，横渡印度洋，同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海岸贸易。
泉州沿海的出海渔船。
摄影/何清河
也是在这样的时间点，泉州一跃而起发展为世界第一大港，它扼守中国和东亚海洋的交通要道，自然地融入海上自由商贸体系之中。称泉州港“梯航万国”，当然夸张，但仔细盘点，也接近“梯航百国”了。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31个；1225年，赵汝适写《诸蕃志》时，增加到了57个；元代，成书于1349年前后的汪大渊《岛夷志略》，泉州港的贸易伙伴增加到98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一个全新的海洋世界，敞开在泉州人的面前。数十年后，明朝以倾国之力打造的伟大航行——郑和七下西洋，不过是重复宋元泉州民间海商开创的旧航线而已。直到南宋和元朝，泉州港迎来鼎盛时期，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宋高宗迁都临安（今杭州），泉州突然间变成了地近京畿的港口。公元1129年，朝廷移南外宗正司于泉州，随之而来的339名皇亲国戚，成了消费进口奢侈品的主力，泉州港甚至一举超越了历史悠久的广州港。
如今泉州港口的热闹景象。
图/视觉中国
宋元鼎革，泉州港没有经受战乱，继续保持繁荣到元末。元代，两位周游世界的大旅行家见证了泉州港的盛况，并留下记录。1292年，马可·波罗一行从福州出发，“到第五日晚上，抵达宏伟美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1347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也来到刺桐港，他描述说：“渡大洋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
而明朝起，泉州港逐渐走向衰落。战乱破坏、蕃商散失、港口淤塞......而根本的原因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与宋元不同，明朝恐惧和防备大海，在东南海岸建造了无数海防卫所，再三重申“片板不许下海”。府城眼皮下的泉州港，遂无用武之地，变成了供人缅怀的遗址。
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石桥。
摄影/方托马斯
今日泉州：
故乡与他乡的交响
海上贸易兴盛时，泉州人在海港建石塔，为络绎不绝的航船指引方向。从元代留存至今的六胜塔下，已是泉州最主要的现代集装箱港——石湖港，昔日的灯塔仍从精神层面指引着泉州人的海上归途。
海洋贸易、多元宗教和蕃商血统，铸就了泉州人的海洋文化性格和重商主义的基因。直到今天，泉州人开办工厂，行销商品，依然是一把好手。德化窑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价廉且物美的日用品和精湛的瓷雕，安溪铁观音几乎是中国乌龙茶的代名词。
好茶与好瓷，泉州人的两重骄傲。
左图摄影/陈健 ；右图摄影/叶香玉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闽南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格局。海内外宗教文化交汇的泉州，如今已是一座“世界宗教博物馆”，有中国现存最古的清真寺——清净寺，也有福建省规模最巨的佛寺开元寺，它坐落在泉州古城的核心位置，寺中两座宋塔分立东西，历经地震、台风、 战火，屹立千年不倒。当宋元泉州的痕迹大多随时间消逝的时候，相对保存完好的宗教遗迹成为了通往那段黄金时代的钥匙。
泉州有好戏，既是闽南地方戏曲的精华浓缩处，也是古乐南音的传播腹地。传统戏曲音乐各个门类都有各自悠远厚重的脉络，也各自赋予从业者一份骄傲。南音自成一格，不屑与娱人耳目的戏曲、曲艺为伍，将历史一直追溯到汉唐；梨园戏古典雅致，演绎繁难，为闽南地区众多后来剧种提供养分......
泉州雕刻名家黄清辉的木偶头作品
——“楚霸王”项羽“。
摄影/王啸波
作为著名的“侨乡”，千百年来无数海外移民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开枝散叶。闽南人在全球贸易潮流中劈波斩浪，也把自己的子孙带到南洋和新大陆，单单海外说闽南话的华人就达6000多万人，其分布地域之广，远远超出了其他汉语方言的分布范围。
若你身处东南亚马六甲、槟城、新加坡、泗水、马尼拉等地的街头，你会听到熟悉的闽南话从耳边飘过，偶尔可以从社团的聚会中听到悠悠南音，在街边可以吃到和家乡一样味道的闽南菜……
闽南热闹的海鲜市场，如同露天“博物馆”。
摄影/李杰
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使得闽南与南洋在故乡与他乡的认同之间不断切换，闽南人带着故乡的风物来到他乡，把他乡当作故乡一样用心经营；他乡的文化反过来影响故乡，促进了闽南自身文化的新陈更迭。
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初，泉州立即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海外华人回乡探亲、兴办企业，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泉州又一次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期。这些在海外见识现代文明的华侨给故乡带来现代的理念，也成为故乡修建祠堂、编修族谱等恢复传统运动最积极的推动者。
闽南建筑“燕尾脊”，形如燕子的尾巴。
摄影/曽少辉
千百年里，消失的消失，新生的新生。这座神秘和美丽的古城，仍庇护着闽南游子的热忱。
文 |《地道风物·闽南》
公众号编辑 | 阿智
图片编辑 | 张律堂 李晓峰 王艺燃
首图 | 张梓昌
封图 | 林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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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传奇东方第一大港，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