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脑海里，因禁烟而直接导致鸦片战争爆发，但战争之后的鸦片贸易怎么样了呢？国内历史书籍很少提这个，所以很多人想当然认为鸦片非法，肯定大量减少了。

小炒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最近看了些书，再次刷新三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仅没有禁绝鸦片，反而助其成长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之一。

这个结局，令我一时难以接受。

1836-1838年，围绕鸦片的问题，在社会道德、政府尊严和经济税收之间，清朝政府分成了两派。

1、“驰禁派”，鸦片交易只能以货易货，避免白银直接外流；同时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并对进口鸦片征税，两管齐下以减少进口。这样既减少了白银外流，还增加了税收，可谓一举两得。

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支持该主张。

2、“严禁派”，必须毫不犹豫地禁止鸦片。

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不仅要禁止鸦片，还要处死鸦片吸食者。

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奏章，道光皇帝最开始拿不定注意，但他想到父亲和爷爷都禁过烟，自己不能开了这个先例，遭致骂名。1838年，道光皇帝终于决定禁烟，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

与此同时，许乃济被降职，从四品降为六品。作为一个政治信号，“驰禁派”失势，禁烟成为朝廷决策。

到1838年底，外国的鸦片走私船已经绝迹，每天都有鸦片吸食者被处决，洋商查顿在报告中说，“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厉、或者说如此普通的迫害”。

可以说，清朝政府的禁烟执行效率十分之高，鸦片交易很快就停滞了。

如果禁烟后清朝击败了英国，那么，鸦片就很可能在中华大地上绝迹，停止残害国人。只可惜，清朝一败再败，道德和尊严逐渐让位于经济，“驰禁派”渐渐得势，鸦片贸易再次崛起。

与很多人的历史认知不符，鸦片战争之后，鸦片种植业在全国以空前规模发展。

19世纪70年代，国产鸦片的数量超过进口鸦片。到80年代，国产鸦片已经可以出口了，另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鸦片进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

这种“惊天逆转”，为何产生？

原因无它，唯“财政”尔。每次财政困难，内忧外患的清廷就想对鸦片征税，而征税就意味着鸦片合法化。

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禁烟，要求国内禁种，设立禁烟馆，订立禁烟章程。但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

刘坤一的意思很简单，鸦片为国家贡献了很多税收，没有鸦片，这块收入从哪弥补呢？所以，禁烟万万不可行。

郭嵩焘是开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民望极高，那句流传后世的“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经二、三百年转型”就是他说的。但刘坤一作为封疆大吏和湘军核心，又岂是糊涂之辈？他对于艰难的时局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有着清醒的认识。

完全禁烟，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实际上，1842年《南京条约》只字未提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英国倒是希望清朝对鸦片征税，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清朝没有同意。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再次提出鸦片合法化，但清朝政府以“有损国体，无裨军饷”为由继续拒绝。

但是，两年之后，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终于导致清朝国库空虚，财政紧张，清政府这个时候不再傲娇，想到了鸦片这个“夜壶”。

1858年11月，清政府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规定鸦片贸易合法：鸦片税率为每百斤30两银子。鸦片进口每年为清政府贡献数百万两的财政收入。

必须指出的是，清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最终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国内的禁令并没有放弃。也就是，进口鸦片合法了，但本土鸦片依然非法。

很快，随着边疆叛乱、对外作战和巨额赔款，清朝财政不断恶化，清政府将眼光瞄向了本土鸦片。

但这事毕竟不光彩，以前打死都不要，现在想要，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于是，清政府首先在国内造势，工具就是民族主义。

1862年，郑观应提倡“鸦片商战”，建议民众多用国产少用进口，理由不是财政，而是出于民族主义考虑，视之为驱赶洋人的固国卫民之道。后来，王韬等社会精英，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要求“以土抵洋”，用本土鸦片来减少对外国鸦片的依赖。这就是道光皇帝时期“驰禁派”的主张。

反正国人喜食鸦片，禁也禁不了，那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产自销，既满足国内需要，还可以创造财政收入，民族主义的“鸦片商战”呼之欲出。

眼看时机成熟，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放开国产鸦片的管制，就两句话，与其便宜了洋人，还不如鼓励自种土烟，向进口鸦片“宣战”。

这个时候，在民间看来，国产鸦片取代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在政府眼里，扶植国产鸦片是为了获取财政收入。在民族主义和财政主义的裹挟下，国内种植鸦片是政治正确、经济合理，“以毒攻毒”的国产鸦片即将起飞。

7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迅速超过进口鸦片；1879年，国产鸦片的自给率达到80.12%（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81年，波斯进口鸦片全面停止，印度鸦片几乎被赶出市场，据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所说，“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鸦片供应了”。

仅仅1年之后，1882年，国产鸦片开始出口了，“东面的台湾和其他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部分鸦片供货”。

国产鸦片所向披靡，佛挡杀佛神挡杀神，将进口鸦片彻底赶出中国市场只是时间问题。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

打着爱国旗号的本土鸦片取得了对进口鸦片的决定性胜利。

由于国产鸦片价格大大低于进口鸦片，当时花1两银就可以买到1斤国产鸦片，这是自乾隆以后的最低价格。按消费者每年食3斤鸦片计算，其用于鸦片的年支出只有3两白银，基本上是社会“低收入群体都可以承受起的价格”。

于是，鸦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泛滥，“台蜀浆制渐广，遂至富贵贫贱尽垂涎”。在陕西，就普遍流传着“ 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戏言，“ 夜里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所燃”。

英国人终于可以用数据证明，是中国人决定自己毒自己的。

中国人终于可以“自豪”地宣称，人人都抽得起国产鸦片。

清政府也得偿所愿，每年从鸦片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十分惊人。晚清名士何启、胡礼恒写过：

鸦片每年贡献税收2600万两，是国家的财政支柱之一。这个数据有多恐怖呢？乾隆时期的财政收入最巅峰也只有5000多万两，1900年清朝财政收入8800万两。

鸦片这么“香”，朝廷自然是“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禁烟的说法已经慢慢消失了。

既然中央认可，地方政府更是积极踊跃地“怂恿”农民种植鸦片，种少了还不行。陕西咸阳当时就有法令，要求“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

当然，偶尔也有一些“不识相”的地区禁烟。比如山西，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全省进行禁烟。但是，山西的财政绷不住了。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丁宝铨向朝廷诉苦：

折子说得很直接，禁烟之后没有了鸦片税，财政收入减少，财政亏空一年比一年严重。

世事无常，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讽刺与喜感。曾经视鸦片为洪水猛兽的清政府，如今离不开鸦片，被鸦片彻底绑架了。以前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因为“驰禁”的主张而声名狼藉，郁郁而终，如今，“禁烟”言论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迂腐之言。只能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人们也只能选择跟随历史进程了。

就连林则徐也早在1847年改变了想法，他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林则徐认为，可以种植国产鸦片，来对抗进口鸦片。

最搞笑的是，清政府为了给种植鸦片寻找理由，就说通过征税来增加鸦片吸食成本，抑制烟毒泛滥，美其名曰“以征为禁”。总之，种植鸦片，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鸦片贸易，并非强买强卖，首先是有人喜欢吸食，才有了这个商业行为。同样，鸦片种植，并非行政强制，首先是农民有利可图，才会广泛种植。

种植鸦片相比于其他作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罂粟是半年生植物，生长期短，秋种春收，完美避开了春种秋收的农作物生长时间，有利于农时安排。还有一点，罂粟全身是宝，其汁液可以制作鸦片，烟籽可以榨油，叶子可以喂猪，杆茎可做燃料，粟壳可做药物。

鸦片的价格稳定，而且销路远好于农作物，所以，罂粟的经济收益，远远大于其他农作物。

早在1830年代，南方农民种植鸦片收入是种植水稻的十倍，《筹办夷务始末》就记载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情况：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

到了70年代，情况愈演愈烈，肥沃之地不种粮食种罂粟了。山西巡抚曾国荃就曾在奏折写道，“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

到了清末民初，种植罂粟已经成为普遍的致富之道。

《 白鹿原》中，白嘉轩的致富道路，是用七十块大洋换来的一包罂粟种子开始的。一本万利的鸦片很快让白嘉轩的家道殷实了起来，同时也惹得其他村民眼红。不久之后，整个原上弥漫着罂粟花淡淡的香味，作者的原话是：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了罂粟的王国。

这并非杜撰，而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1923年，旅沪颖州同乡会派专人到安徽北部调查农民种烟情况。问道：“这烟土贵啦，都要卖两吊多钱一两，你们种烟比种麦有多大好处呢？”

农民李某回答：“那是好多咧。比方种一亩地的麦，顶多卖一二吊钱，种烟总可以收一百多两土，大概能卖200多吊钱呢。”

也就是说，种植鸦片的收入是种地的100倍。

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 一场官民配合默契的鸦片种植运动，在全国铺展开来。

光绪年间，有人浏览昆明，“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当时，云南全省耕地的1/3用来种植鸦片，年产值约六千万到一亿两，看罂粟就跟今天人们踏青看油菜花差不多。

1883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里写重庆涪陵的罂粟，“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碗、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贵州的鸦片质优价廉，几乎与进口鸦片抗衡，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按当地官员的说法，“开垦之地半种烟……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已久，难以变更”。贵州一半的耕地用来种烟，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以说，到19世纪80年代，鸦片种植从南到北，遍及全国，并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还诞生了不同品牌，有云土、川土、砀土、建浆、葵浆、台浆、象浆等等。对于这种“盛况”，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对于这种全国风靡的奇景，郭嵩焘一针见血地地指出：

小结

1871年，清朝的总理衙门照会英国领事阿礼国：如果英国不取消鸦片贸易，大清最后一招就是取消罂粟种植的禁令。阿礼国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报告给英国议会：如果中国无节制地种植罂粟，就会使鸦片价格下跌，就会挤走进口鸦片。

但英国议会并不相信清政府做得出来。

但英国政府显然想错了，清政府急了真做得出来。

结果，为禁烟而开战的鸦片战争，居然催生了鸦片的风靡全国，真是造化弄人。

因为在清政府的眼里，清朝百姓的生病健康不值得考虑，百姓不是天下而是工具，维持专制权力才是目的。李鸿章在1880年还恬不知耻地上书：国产鸦片比进口鸦片的毒性低，把进口鸦片赶走后，再来禁止国产鸦片，为时不晚。这种自欺欺人的伎俩，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为自身邪恶做法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是有这样的传统的。最终，鸦片不再是鸦片，而是权力化身。

他们宁愿鸦片毒害全民，断送国家前途，也不愿意放开工商业，用改革去迎接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