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经卷

　　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赫迈德•哈米德的贝都因族牧童，在寻找走失的羔羊时，在山崖上发现一个山洞。他拣起一块石头扔向洞中，本意是探查羔羊是否在里边。岂料，从洞中传出来的却是打破陶器的声音。他于是钻到洞中察看，发现那里有几个高逾半米的陶罐。打开陶罐，里面装的是麻布卷；打开麻布卷，包在里面的是一些破旧的羊皮。没有找到羔羊，他未免有点失望。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些羊皮却是稀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这个故事而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流传甚广，不同版本的具体描述不尽一致。但是，基本情节相同，证实确有其事，1947年发生在死海西北部地区。牧童将羊皮带回家中。父亲看到皮子还结实，就拿到市集上找鞋匠，想给儿子做一双皮鞋。鞋匠看到羊皮上密密麻麻写满希伯来文字，推想这非同一般，就买了下来。羊皮共有七大张，其中三张落到伯利恒的一个名叫易卜拉欣•伊吉哈的阿拉伯文物贩子手中。他认定这是文物，却又担心这些文物是从犹太教会堂中偷来，就转卖给另一个文物贩子。希伯来大学考古学教授埃利泽•苏肯尼克得悉，托人将羊皮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他发现，羊皮上抄写的是现存最古老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本，价值连城。另外四张羊皮于1949年辗转流落到耶路撒冷的东正教圣马可修道院大主教马尔•塞缪尔手上。经鉴定，上面抄写的也是《旧约圣经》等宗教文献。苏肯尼克教授想一并买下，但交易没有谈成。1954年6月1日，塞缪尔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广告，将四张羊皮经卷公开兜售。这引起苏肯尼克教授的儿子伊格尔•雅丁的注意。雅丁刚刚卸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职务，像其父一样投身考古事业。他有点积蓄，也有点人望。他征得纽约慈善家戈茨曼的资助，以25万美元的高价将四张羊皮经卷全部买下。这样，七张羊皮经卷经苏肯尼克父子之手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经卷发现的时候，包括死海沿岸在内的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属约旦政府管辖。约旦官员于是找贝都因人了解那些古老经卷的确切发现地点，但他们秘而不告。直到1949 年初，经过多方调查才确定，发现地是位于死海西北岸库兰地区的荒山野岭中。这当即引发一场在死海沿岸寻觅古经文手抄本的热潮。贝都因人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纷纷奔向那里。约旦政府聘请法国著名牧师兼考古学家罗兰•沃组织了一支考古专家队。这样，官民并举，从1950年到1956年，把一个长约八公里的山崖峭壁搜寻一遍。结果，在最早发现古经卷的那个后来编为一号的山洞中，约旦考古人员又发现七十多张残缺不全的古经。同时，考古队和贝都因人还各发现五个新的山洞，并分别编号。其中，三号洞内发现两卷历经千年竟没有氧化的铜片，上面记载着分布在以色列各地67个地下隐藏所的名称。隐藏所中藏有黄金、白银、香料和手稿。四号洞收藏最为丰富，有574个不同手抄文本的1•5万件残片。十一号洞中发现一个古卷，长达8•15米，记述耶路撒冷圣殿的修建情况，后称“圣殿卷”。所有这些古卷，因为发现地皆在库兰地区，而库兰又在死海岸畔，人们后来就以“死海古卷”统而称之。这些古卷的发现被以色列和欧美学者称为“文艺复兴以来最重大的考古成果”，“弥补了若干历史环节上有关史料的缺漏”，因而震动了整个西方宗教与历史学术界。正像敦煌莫高窟文物的发现产生了“敦煌学”一样，库兰山洞古卷的发现也产生了一门新的考古学学科，人称“库兰学”。

　　既然山洞中藏有文献，山洞附近必有人居住。经过长达五年的勘查和发掘，在山岭与死海之间的一块荒凉的高地上，考古队发现一个面积有6000平方米的建筑群遗址。建筑群的主体是一座近千平方米的房舍，里面有讲坛和桌凳。这显然是一个集体进行宗教活动及用餐的场所。此外，遗址上还发现厨房、仓库、储水池、陶器和制陶作坊。这里的陶器同山洞中存放经卷的陶器基本相同。从这些实物和保存下来的文献综合研究，这片后来被称为“库兰遗址”的地带，很可能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艾赛尼人修建的退隐地。艾赛尼人是古代犹太教中恪守宗教律法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主要由经济地位低下的农牧民组成。他们遭受当权者的压迫，不满现实，成群避居于偏僻的山野。从公元前２世纪至公元一世纪，他们以库兰为基地建立自己的社团，严守犹太教的教规和律法，过着一种隐遁式的集体生活。他们安贫乐道，虔诚祈祷，自食其力，集中管理财产。公元135年，犹太人最后一次反抗罗马的巴尔•科赫巴大起义发生时，库兰又成为起义者的据点。起义失败后，这个后人所说的“库兰社团”遭到破坏，这里成为一片废墟。

库兰的生活区遗址

　　从库兰地区的山洞中和遗址上发现各类古文献有上万卷，可谓卷帙浩繁。这些古卷分别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拉丁文抄写在羊皮和莎草纸上，少数抄写在金属片上。其中，只有十几部比较完整，其他则大多是断章残篇，不少只是一些碎片。巴勒斯坦这块古老的土地，曾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祥地。从公元前１１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聚居在这里的犹太人用希伯来文将世界和人类起源的传说、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教的法典、先知书以及诗歌、箴言等都记录下来，编纂成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旧约圣经》。除此之外，政府机构、宗教社团乃至私人坊间还曾保存和流传大量珍贵文献和抄本。所有这些后来大多失传，不料有的却在这些新发现的古卷中保存下来。苏肯尼克教授确认，这些古卷多为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世纪第二圣殿时期的遗存。可是，有些学者却持保留态度，因为早在19世纪就发生过文物商贩伪造经卷的事件。后经碳素、语言、历史、古字体的检测和研究，学术界基本认可苏肯尼克教授的结论。由于库兰地区气候炎热干燥，人迹罕至，这些长期藏匿在山洞中的古卷才得以保存下来。

　　死海古卷中内容最丰富、也最有价值的是有关犹太教的经卷。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及其希腊文和亚兰文的译本。《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抄本是死海古卷中唯一完整的抄本，全长7•3米，抄于公元前120年前后。以色列博物馆馆长阿道尔夫•罗伊特曼称之为“死海古卷之精华”、以色列“最重要的国宝之一”。此外，《旧约圣经》中其他各卷，除《以斯帖记》外，都有大部或部分抄本，还有最早的希腊文、亚兰文以及地方方言的译本。这些都是迄今已知的最古老的抄本，为校订《旧约圣经》原文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这次发现之前，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传统文本是公元六至七世纪流传下来的马所拉文本。人们曾担心，在长期口传和传抄的过程中，文本难免发生一些谬误、错漏和抄写者加进去的文句。死海古卷中《旧约圣经》抄本的发现，不但把最早抄写本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六七百年，同时经过对比研究，也证实马所拉文本确实是具有权威性的古本。同时，古卷的字形、书写格式和各种方言的译本，对研究希伯来文和闪系语言的发展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除《旧约圣经》原本之外，在死海古卷中还有大量圣经注释讲义，主要是对《以赛亚书》、《哈巴谷书》、《弥迦书》、《那鸿书》、《诗篇》等选段的注疏。这是艾赛尼派为布道准备的资料，其中含有对当时犹太教的状况作出的评断。另外，死海古卷中还有大量次经、伪经和圣经外传的抄本，还有三十多首类似《旧约•诗篇》那样的感恩圣诗，也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死海古卷中还保存有大量历史文献。其中，有关艾赛尼派的文献材料主要有《会规手册》、《大马士革文献》、《会众守则》，内容涉及库兰社团的沿革、组织形式、入会规则、生活方式、诵经祈祷、礼拜仪式、献祭守则。这些都是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文献，对艾赛尼派的重新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历史学家，诸如古罗马的老普林尼、犹太的约瑟福斯•弗拉维、亚历山大城的斐洛，都认为艾赛尼派中没有女人，不结婚，不用金钱，实行财产公有制。但是，古卷证实，他们不但结婚，且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他们并未取消私有财产，只是在公共食堂一起用餐，实行部分生活品共享。他们也并非只是追求个人精神解脱，而是怀有强烈摆脱异族占领、富国兴邦的思想。古卷中的“圣殿卷”除介绍圣殿的建造和装饰之外，还有以上帝的名义颁布的一系列有关战争、防御、献祭、守洁等方面的规范和条文。古卷中还有不少关于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大起义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2世纪率领犹太人起义的巴尔•科赫巴的一些文书、信函、文件和律令。这对研究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占领军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发现古经卷的库兰山洞

　　死海古卷的发现引起西方宗教界和学术界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历史渊源的关注。早在19世纪，欧洲曾发生基督教是否为艾赛尼教派派生物的激烈争论。古卷发现后，虽然人们并未从中找到基督教与艾赛尼派直接相关的任何证据，但不少学者指出，古卷中的一些词汇、字句和见解多次出现在基督教的《新约圣经》中。他们由此认定，古卷是久已失传的基督教早期文献之一。还有一些学者凭借古卷中某些片断，把库兰遗址想象成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教堂的雏形，把被迫害致死和死后显灵的库兰社团领袖“正义导师”想象成耶稣基督的原型。与这些看法不同的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死海古卷与《新约圣经》是毫无干系的两部文献。其中某些相同的词句，只能说明这两部文献都是由《旧约圣经》发展而来。上述两种看法，每种都难免有偏颇之处。实际情况是，死海古卷入藏山洞前后，正是基督教酝酿与产生的时期。古卷中的不少语汇后来屡见于《新约圣经》，这表明当时的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古卷提供的有关当时的社会、经济、宗教情况，有关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情况，以及犹太人同罗马占领者之间的斗争情况，都可视为基督教产生与发展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因此，古卷的发现，虽不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会对基督教起源的认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确实是有助于对基督教产生的深层次研究。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古卷是谁抄写的，是谁和为什么将其隐藏在山洞中？

　　古卷发现之初，众说纷纭。有人猜测，库兰遗址是一个庄园，这里曾有大量外来的季节性农民工。古卷可能是这些农民工抄写的。也有人认为，库兰遗址可能是耶路撒冷某个富人的冬季休憩地，这些古卷是他从三十多公里外的耶路撒冷带来的。回返耶路撒冷时，他就把平日诵读的经卷保存在山洞中。还有人认为，这些古卷可能是耶路撒冷圣殿或其他什么机构馆藏的典籍，为防止罗马人的破坏而藏匿到山洞中。更有学者认为，库兰从公元前750年就存在，后来有十多次易手，因此很难说这些古卷到底是哪些占有者所抄写。

　　从死海古卷的内容和库兰遗址上发掘的文物来看，主流的意见认为艾赛尼派的信徒是古卷的抄写者和收藏者。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罗兰•沃及其同事们。20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根据考古发现，他们将藏匿古卷的山洞、山下居住过艾赛尼教派信徒、这些信徒崇尚圣典、他们后来遭到罗马军团侵扰等历史片段连接起来，认为这些古卷是艾赛尼派信徒抄写，并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将其装入自制的陶罐中，藏匿在附近的山洞里。这一看法虽然有一定根据，但尚无充分的实物证据，因此还只是一种假设，在学术界被称为“库兰猜想”或“库兰—艾赛尼推断”。后来，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展开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库兰遗址上有一个房间，里面有用砖和泥灰垒成的桌子和凳子，还有三个盛墨水的小壶。这个房间看来是用以抄写书卷的缮写室，长桌可能是用以抄写书卷的条案，而墨水壶当然就是抄写工具的一部分了。再后来，有学者在库兰遗址上发现动物遗骨和陶罐。遗骨就是抄写古卷的羊皮的山羊骨。遗址上的陶罐同山洞中装古卷的陶罐一般大小，说明它们都是库兰遗址上的制陶作坊所制作。这就为猜想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1955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孟德•威尔逊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一系列研究文章，后又结集成书，肯定了罗兰•沃的猜想。199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犹太历史和文明教授诺曼•格尔博出版《谁抄写的死海古卷？》一书。他在书中提出，那么多古卷，那么多笔迹，可能有几百个抄写人，很难说他们都来自艾赛尼派。但是，除艾赛尼派的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参与其中呢？他也提不出具体的名单。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罗兰•沃的猜想还是比较合理的、可信的。

　　如果说古卷的抄写和藏匿问题在学术界仍有一定争议的话，那么，长期以来还有一个比这个争议更大的问题，就是丰富的死海古卷材料是否应该公之于众。早在1953 年，约旦政府就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专家小组，对古卷着手整理出版。起初，进展很快，一号洞中发现的古卷到1956年几乎全部出版，其他山洞中的发现后来也陆续出版一部分，向国际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圣经与犹太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并将保藏在东耶路撒冷的死海古卷攫为己有。此后，古卷的整理与出版速度明显放慢。原因何在？以罗兰•沃为首的专家小组说，专家越来越少，年事越来越高，而整理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出版的多为成篇或半成篇，整理起来比较容易。剩下的古卷，大多为一块块残片，辨识、拼接与补缺填漏相当费时间，诠释标注更非一日之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说得出去的理由。其中还有不便说的原因，就是专家小组中不少人是宗教界人士。他们担心古卷中有涉及耶稣和基督教的“不实材料”，贸然公开出去会有“亵渎”之嫌。更有人认为，有些从事古卷整理工作的学者自视为“古经权威”，将古卷资料长期掌握在自己手上，以“遵守保密规则”为借口，不愿更多外界同行了解和掌握古卷材料。这实际上就形成一种资料封锁和学术垄断。1971年，罗兰•沃逝世之后，他的继任者仍不准其他学者接触原始古卷，也不准出版这些古卷的影印件。英国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吉扎•沃尔密斯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学阀作风，“已经演化成２０世纪世界学术界一大丑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反对少数学者垄断古卷资料的意见越来越强烈，主张对有资格的学者开放古卷档案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88年，主管古卷研究的以色列文物局开始扩充古卷研究人员，从十几人增加到近百人，不少来自欧美国家。1990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荷兰裔以色列古卷学者伊曼纽尔•托夫被任命为古卷研究整理项目负责人。新的工作班子利用电脑、激光等现代化技术，促使古卷的研究和整理加快，学术垄断开始被打破。这年的秋季，以色列圣经考古学会出版了两卷本的死海古卷影印集。随后，美国亨廷顿图书馆宣布，将其收藏的全部古卷的微缩胶片不加任何限制地对外开放。同时，以色列文物局也宣布，权威的古卷缩微版也将发行。2001年11月，托夫以死海古卷总编辑的身份宣布，官方收藏的所有古卷资料已经整理完毕，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全部出版，在《犹地亚沙漠中的发现》这个总题目之下，一共有37卷之多。他无限感慨地说：“经过五十四年的激动、期待、磨难、大量责难和少量赞许，在诸多激情流溢与更多汗水挥洒之后，古卷的出版已告完成。”2008年8月，以色列文物局宣布，有关专家正为上万张死海古卷残页拍摄高清晰数码照片，不久将在互联网上展示。

　　已发现的死海古卷原本，一部分流失到美欧，一部分保存在约旦，大部分则由以色列收藏。据以色列著名考古学家马根•布若希说，这个犹太国家收藏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死海古卷，大约有八百卷之多。其中大部分珍藏在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地下保险库中，少量由以色列博物馆的“圣书殿”保存。建于1965年的“圣书殿”是一座白色建筑，巨大的穹隆形圆顶，酷似一盏茶杯盖。这是仿照存放古卷的陶罐的顶盖设计的。我曾两次到那里参观。公开展出的原件不多，复制件不少。为防止潮湿和虫蛀，仿照古人的做法，原件都保存在高近一米的特制陶罐中，加盖密封。陪同参观的一位专家说：“珍视文物，就是珍视历史，就是珍视我们人类自己。”

　　诚哉斯言。死海古卷的发现、整理、保藏和出版，都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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